我叫白宾。
听说我出生的时候有八斤半，在那个年代的镇卫生院里算是个大胖小子。
但也是这八斤半，要了我妈的命——难产，大出血，没救过来。
我没见过我妈，连一张照片都没有。
小时候别人家孩子被妈妈牵着去上学的时候，我还不懂什么叫“没有妈妈”，只是觉得奶奶的手很粗糙，握着我的小拳头的时候，掌心有一层硬硬的茧，磨得我手背有点痒。
白伟华——我爸，跑海船的。
从我有记忆开始，他就像是家里的一张照片、一个电话里的声音、一个每年回来两三次的风尘仆仆的身影。
他走南闯北，去过很多我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地方，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一大包东西——海南的椰子糖，厦门的鱼片干，青岛的贝壳项链，有时候还有一艘用木头雕的小船，刷着亮晶晶的漆。
我把那些东西整整齐齐地码在我房间那个带锁的抽屉里，像松鼠囤积过冬的果实一样，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看、摸一摸，然后心满意足地锁回去。
十岁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。
刚立冬，风就已经开始往领口里灌了。
放学路上的梧桐叶子铺了一地，踩上去沙沙响。
我背着书包一路小跑回家，心里头热乎乎的——我爸又要回来了！
这次出海走了快五个月，比上次还久，他信里说这回给我带了一套会发光的奥特曼，还有一包进口的巧克力，说是有芝麻夹心的，我没吃过，馋了好几个礼拜。
我推开家门的时候，心里头还在想：我爸会不会已经到家了？
——然后我就愣住了。
屋里的气氛不对。太安静了。不是那种家里没人的安静，是那种有好多人在但谁都不说话的安静，沉甸甸的，像一块湿布捂在脸上。
奶奶坐在客厅那张老藤椅上，眼眶红红的，手里攥着一条手帕，不停地捻着角。
客厅中间站着一个女人——穿着深蓝色的旧棉袄，头发扎得低低的，背影很瘦很小，肩膀在一抖一抖地抽泣。
我爸白伟华站在她旁边，刚换下那身沾着海腥味的工作服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，低着头，嘴皮子一动一动的，一直在说：“对不起……真的对不住……老李他……”
我认出了那个哭泣的女人——是隔壁的方翠阿姨。
她家住在巷子尽头那间屋顶长着瓦松的老房子里，平时碰见了会摸摸我的头说“小宾又长高了”，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。
但此刻那两个酒窝不见了，她的脸埋在掌心里。
我站在门口，书包带子从肩膀上滑下来一半，搞不清楚状况。“爸？方翠阿姨？你们……怎么了？”
白伟华抬起头看见我，眉头皱了一下，三步两步走过来，不由分说地抓住我的肩膀把我往小房间的方向推：“回来了？进屋进屋，写作业去。”
“可是我——”
“写作业去！”他的声音不大，但语气重得像一块石头砸下来。
我被推进了小房间，门在身后“咔嗒”一声带上。
我趔趄了两步站稳，刚想回头拉门——然后我看到了我的书桌前坐着一个人。
一个女孩子。
她穿着我们北港小学那套丑得要命的蓝黑色校服。
那套校服的版型又肥又大，穿在大多数人身上都像套了个麻袋，但穿在她身上—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坐得很直，肩膀线条被那宽大的布料一衬，反而显得清瘦又端正。
袖口露出一小截手腕，白白细细的，腕骨微微凸起一个小包。
她的头发没有扎起来，黑亮亮地披在肩膀上，发尾刚好落在校服领口那圈白边的位置。
她正坐在我的椅子上——我那张吱嘎作响、垫着一本旧课本才平稳的小木凳——面前摊着一本数学练习册，手里握着一支笔，正在低头写字。
我的第一反应是：有女孩子进了我的房间？！
第二反应是：这个女孩子怎么有点眼熟？
她听到门响，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。
那双眼睛不算大，但是很亮，像是秋天山涧里流出来的泉水，清澈里带着一丝凉意。
她的五官有一种和年龄不太相符的精致——鼻梁挺直，嘴唇薄薄的，唇线分明，下颌线条收得干净利落，整张脸像是一幅用细笔勾勒出来的工笔画。
她穿着那身丑校服，皮肤却白得发光，毫无道理地好看。
我认出来了。
她是五（2）班的班长，比我高一年级。
学校周一升旗仪式的时候，她经常会站在话筒前面领读校训，声音清清亮亮的，全校都能听见。
我以前路过她们班门口的时候，瞥见过她贴在走廊墙上的作文，字写得工工整整，像印刷出来的一样。
但此刻这位高高在上的年级第一名，正坐在我堆满了奥特曼和弹珠的小书桌前，安安静静地写作业。
我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咒一样杵在门口，好几秒都没动弹。
然后一种巨大的兴奋感像可乐瓶里被摇过的气泡一样“嘭”地在我胸口炸开了——有女孩子来我的狗窝了！！！还是高年级的漂亮班长！！！
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柜子前面，拉开抽屉，把里面囤积的所有宝贝一股脑全翻了出来。
椰子糖、鱼片干、贝壳项链、木头小船、一套还没舍得开的四驱车模型、一个会翻跟头的机器人、两个弹力球、三张闪光奥特曼卡片——我“哗啦”一声全摆在桌面上，堆了一座小山，得意地拍了拍手：“你看！这都是我爸给我带的！”
李清月——哦，我当时还不知道她叫这个名字——低头看了一眼桌上那堆花花绿绿的东西，然后抬起头，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。
那一眼里没有什么情绪，没有嫌弃也没有好奇，就像在看不小心飘到窗台上的一片落叶一样淡然，然后她低下头，继续写她的作业。
笔尖在纸上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，像秋雨落在瓦片上。
我碰了一鼻子灰，挠了挠后脑勺，不死心。
我想了想，又从书包里掏出一本皱巴巴的漫画——《龙珠》，最新一册，封面上的孙悟空头发炸成金色刺猬，浑身冒着闪电。
“你看过龙珠没？孙悟空变超级赛亚人3了！可帅了！”我把漫画举到她面前，几乎要把书页贴到她鼻尖上。
她的笔终于停了一下，抬了抬眼皮：“有《灌篮高手》吗？”
“……没有。”我诚实地说，声音矮了半截。“但是——我明天去租书店问问！应该有的！”
她又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的冰好像化了一点点。
她想了想，然后放下笔，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一块钱的硬币，放在桌上，推到我面前。
“这是定金。我知道租书店一块钱一天，但押金要五十块，太贵了。”她顿了顿，声音低了一点，“如果弄坏了书，我……我自己赔你。”
一枚一元硬币，躺在我的书桌上，在日光灯下泛着银白色的光。
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一股豪气，小手一挥，把那枚硬币推了回去：“我零花钱有的是！哪能要女生的钱啊！”
她愣了一下。
就是那一瞬间的停顿，我看到她嘴角的线条松动了一点点，那双一直淡淡的眼睛里好像多了一丝很淡很淡的、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。
她轻轻“哦”了一声，没有坚持，把硬币收回了口袋里。
然后她合上了练习册，转过身来，认认真真地看着我：“那你明天去问的时候，看看有没有全国大赛后面的部分。我想看湘北对山王那场。”
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。
她的话不多，但说起《灌篮高手》的时候，话明显多了一些。
她说她喜欢三井寿，因为“一个男人能弯下腰说我想打篮球，比一直站着不低头的人更帅”。
我其实没太听懂这句话的意思，但觉得她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认真，认真得很好看。
可惜没聊几句——门就开了。
方翠阿姨站在门口，眼睛红红的，显然是刚刚又哭过一轮。
她的目光落在房间里，看到我和李清月隔着一桌子的零食玩具和漫画面对面坐着，愣了一下，然后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：“月月，走了。”
李清月没有多问，合上练习册塞进书包里，站起来，沉默地走到门口。
她经过我身边的时候，停了一下，侧过头看了我一眼——没有说什么，只是看了那么一眼，然后就跟着方翠阿姨走出了大门。
我站在门口，看着那一大一小两个背影消失在巷子拐角的路灯下。
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夜晚意味着什么。
后来我才慢慢拼凑出事情的经过——方翠阿姨的丈夫，李景沐叔叔，三个月前跟着我爸一起出海跑船。
到了中途港休息的时候，李景沐出去之后再也没有回来。
他留下一封信，信里说他在中转站认识了一些福建老乡，听他们说去美国洗盘子一个月能赚好几千美金——那是国内一年的工资。
他动了心，走了。
他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也没有给自己的老婆孩子留下一句当面交代的话。
“孤儿寡母的，以后怎么活啊。”奶奶坐在藤椅上叹气，手里的手帕已经被揉成了一团。
我爸蹲在门槛上抽烟，烟雾把他的脸笼罩在一片灰白的模糊里。他闷了半天，说了一句：“我负责。老李不在，她们母女的生活费，我来管。”
一开始方翠阿姨死活不肯接受。
她虽然穷，但骨子里有一股倔劲儿，不愿意平白无故受人恩惠。
奶奶也不跟她争，每天多做一份饭，装进保温桶里，亲自送到隔壁去——敲敲门，放下饭盒，说一句“趁热吃”，转身就走。
头几天方翠阿姨不肯开门，饭盒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；后来饭盒空了；再后来，门开了一条缝。
再后来，她们母女开始出现在我们的饭桌上。
先是偶尔过来吃一顿晚饭，后来是周末也经常过来，再后来——两家人好像就那么自然而然地搭伙过日子了。
奶奶和方翠阿姨一起做饭、一起收拾院子，李清月和我共用一张书桌写作业。
她依然话不多，依然不怎么主动跟我说话，但我在她面前翻跟头逗她笑的时候，她会低下头，用练习册挡住半张脸，只露出一双弯起来的眼睛。
那是我十岁那年的冬天。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李清月。
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，这个坐在我书桌前、穿着校服、眉目清冷如霜的少女，会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，用各种各样我完全无法预料的方式，一点一点地嵌入我的人生——深到后来再也拔不出来。
